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光，山高水长。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清华大学时提出，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在学校的辉煌发展历程中，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陕艺人的接续奋斗。他们润己泽人，碧血丹心，为弘扬传统文化、发展民族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当之无愧的大先生。“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让我们一起循着光辉校史去探访两位“大先生”的足迹。

从北京西迁至西安的尚小云先生

大型秦腔现代戏《大树西迁》曾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该剧生动再现了“交通大学”西迁的光辉岁月，用艺术的形式展现了共和国几代知识分子“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的崇高品格。实际上，这种被总书记高度赞扬的“西迁精神”不仅在科学家队伍中有，在艺术家队伍中也很多。

1959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先生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及陕西各界人士的多次盛情邀请，决定支援大西北文化建设事业，带领家人和剧团从北京西迁至西安。人们都知道尚小云是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齐名的“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但少有人知道尚先生曾在西安居住时还担任过陕西省戏曲学校（陕西艺术职业学院的前身之一）的校长和艺术总指导。翻阅陕艺校史，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忆完整地镌刻在学校发展史册上。

尚小云先生在西安菊花园家中

尚先生是怀着对十三朝古都和西北人民的热爱之情来的，这么说是有事实根据的。其一是先生刚到西安不久，就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国宝级古董字画合计66件无偿捐献给了当时的陕西省博物馆，可见先生对陕西的一片赤诚之心。其二是尚先生义不容辞地担任了当时才成立不久的陕西省戏曲学校校长、艺术总指导。其实，在这之前的几年间，尚小云先生就接连多次率团来西安演出过。时任陕西省文化局局长的鱼汛和罗明（陕西省戏曲学校首任校长）两位同志就极力要挽留尚先生来西安工作，并且由黄俊耀先生介绍秦腔演员马蓝鱼（曾任学校副校长）跟尚先生学习昆曲《汉明妃》。据马蓝鱼老师回忆，当时为了学戏，干脆搬到剧场居住，白天学戏，晚上观摩，终至学成。学习期间，马蓝鱼老师又把两位领导的想法转告给了尚先生。这也促成了后来尚小云先生不顾花甲之年，卖掉了北京的家产，背井离乡，举家西迁至没有任何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陕西西安。

尚小云先生一生热爱戏曲。他是唱京剧的，但对秦腔有很深的感情。1937年，秦腔大师封至模先生率易俗社赴北平演出自编自导的抗金爱国戏《山河破碎》《还我河山》等新编戏时，曾带领易俗社师生到大名鼎鼎的“富连成”“中华戏校”参观学习，并邀请了当时的京剧名家齐如山、尚小云、荀慧生、马连良等人给社里的师生们讲授戏曲知识，指导唱腔、形体与剧目表演。为中国戏剧史留下了京剧、秦腔交流融汇的光辉一页。尚小云先生深度参与了这次剧种交流活动。从这时起，尚先生就对秦腔爱之有加，视若珍宝。时隔22年，已经年近花甲的尚先生举家西迁，开始个人艺术发展历程的“二次长征”，这种始终心系民族文化传承和戏曲艺术发展命运的“西迁精神”很值得我们今天的艺术工作者认真学习。

尚先生在学校担任校长和艺术总指导期间，学校戏曲教育事业迎来了第一次发展高潮，为秦腔、同州梆子、汉调二黄和京剧等剧种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戏曲人才。1957年，学校在陕西省委主要领导的支持下，开设了同州梆子班，面向西北五省招生。1959年，学校又开设了汉调二黄与道情两个班。1960年，学校扩大了规模，开设秦腔一班和二班，后又接收了陕西省军区新生京剧团新生部学员，开设了京剧班。当时，像马蓝鱼、齐海棠、张彩香等著名秦腔演员都在学校“插班”学艺，并拜在尚先生门下。许多老艺术家至今还能回忆起尚先生在剧院排练场教授艺术课时的情景，先生边讲边示范，时而“长袖善舞”、时而“托云遮月”、时而“风绞残云”，激情澎湃，精彩绝伦。

马蓝鱼与恩师尚小云先生

尚小云先生给马蓝鱼排戏

1961年夏天，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同志的关心下，奉文化部指示，61岁的尚校长率学校同州梆子班组成的陕西省同州梆子实习演出团，赴北京汇报演出了《破宁国》《石佛口》和《辕门斩子》等剧，周恩来、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梅兰芳等文艺界人士莅临观看并给予高度评价。演出结束后，习仲勋还宴请了陕西同州梆子“娃娃团”（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六岁）。此次演出活动在首都群众中获得了高度好评。梅兰芳先生直言：“同州梆子人才出众、艺冠全国，京剧要向同州梆子学习”。学校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出这样的教学成果，与尚先生守正创新、德艺并举的育人理念分不开，与他严慈相济、亲历亲为的个人风格分不开。

1964年，学校“京剧班”与陕西省京剧团合并，组建了陕西省京剧院，尚小云先生出任该院首任院长。尚先生虽然从学校转任剧团工作，但对学校的发展始终牵挂着。在京剧院工作期间，还不忘给学校师生送来“勤学要苦练、文武要并肩、赤心望远景、培育要思源”这样饱含深情的寄语。尚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是他坚持了一生的艺术理念，即便是在“文革”特殊时期，西安人民也曾多次见到在城墙根儿公园吊嗓、练功的尚小云先生。有一个流传的说法，说尚先生在城墙公园吊嗓时遇到小偷欲夺走他放在栏杆上的大衣，被先生发现后，古稀之年他以一己之力击退了三个壮汉小偷。这些趣事无不说明先生一生都在勤学苦练、文武并肩。先生在生命弥留之际声称自己是“生为西安人、死为西安鬼”，拒绝落叶归根，再三请求从北京返回西安，其情之深沉，其心之赤诚，让人动容。

尚小云先生从北京西迁至西安，为培养大西北戏曲艺术人才做出的巨大贡献，怎么赞扬都不为过。与此同时，尚先生举家西迁西安的两百年前，发生了一件在中国戏曲界影响深远的秦腔大师魏长生“挥师东进”的大事件。魏长生携秦腔班社从西安到北京，让秦腔第一次走到了全国舞台，并且深度参与了中国戏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花雅之争”，为后来京剧的形成做了极大的铺垫。谁能想到，两百年后，又有一位京剧大师从北京西迁至西安。这是两座文化古城的艺术碰撞与历史呼应，是秦腔与京剧两大剧种之间的哺育与反哺，更是这些戏曲艺术家们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

值得一提的是，在尚小云先生过世后，他的儿子尚长荣先生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主动担当起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戏曲艺术的时代重任。最终成长为当代中国戏剧界最富盛名的净角艺术家，被誉为中国京剧舞台上的“第一花脸”。尚长荣先生曾在学校担任过戏曲老师，为师生排过很多经典的戏曲作品。他用“做平常人，演不平常的人”的人生信条践行着父亲尚小云先生对学校师生的寄语和嘱托。进入新时代，八十多岁高龄的他又心甘情愿地担任了学校的名誉校长，为秦腔艺术事业的发展用心用情、尽心尽力。

尚小云与其子尚长荣

尚小云与尚长荣父子两代人的接续奋斗、两代人的使命担当、两代人的秦腔情缘，已成为戏曲发展史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们身上所体现的胸怀大局、无私奉献、扎根西部、服务人民的“西迁精神”成为新时代条件下陕艺师生们不断攀登艺术高峰的不竭动力。

从延安民众剧团走出来的史雷校长

史雷先生是改革开放后学校重建后的第一任校长。提起史校长，学校很多人都知晓，他是戏曲表演艺术家，又是戏曲导演艺术家，更是戏曲教育家。他的这些身份荣誉并不是别人奉承给他的，而是他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实实在在的突出贡献，是历史给他的。

1938年7月4日，是秦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这一天，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革命戏剧团体——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了。早在这年4月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的晚会上，看了秦腔《升官图》《二进宫》和《五典坡》等戏曲作品时，向身边负责人说：“你看老百姓来的这么多，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拥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毛泽东又对身边的柯仲平说：“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负责边区文协工作的柯仲平迅速筹建了一个改进民众娱乐的团体——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到7月4日的时候，在延安市商会捐款支持下，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正式成立。史雷校长正是在这个剧团中担任青年演员，后又成长为戏曲导演的。

延安时期的马健翎、田汉、柯仲平、柳青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后很快上演了一系列反映时代内容、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好作品。秦腔界后来许多名演员都是这个时候成长起来的，很多流传下来的好戏也是在这个时候创排的。

民众剧团成立后，柯仲平和马健翎先后领导剧团工作，为剧团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由马健翎先生编创的秦腔现代戏开启了中国戏曲现代戏的全新时代，他先后创作了《三岔口》《穷人恨》《中国魂》《十二把镰刀》《血泪仇》等重要新编戏曲作品。尤其是创作于1943年的大型秦腔现代戏《血泪仇》成为那个时期革命现代戏的巅峰之作，在中国现代戏曲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

当时在剧团担任演员的史雷校长主演过多部马健翎先生编创的现代戏，特别是由他主演的眉户戏《十二把镰刀》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这个小戏只有两个角色，但是史校长与贺原野两人表演的唱念做舞生动活泼，充满了浓郁热烈的生活气息和氛围，演出时场场爆满，获得无数掌声。

正是因为史校长的表演才华，当时延安鲁艺的话剧导演张水华盛情邀请他过去排演《夫妻识字》这个小戏。彼时，鲁艺戏剧系盛行的是苏联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与中国戏曲的表演风格、体系均有极大差异。一个是追求“第四堵墙”的现实主义表演流派，一个是追求写意性的民族化表演流派，这两个人的合作，就是两个体系的合作，很有探索意义。这个小戏后来排演的很成功，直到今天舞台上还在演这个戏。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提梅兰芳表演体系，但是史雷先生所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与话剧界所尊崇的斯氏表演体系的差异大家还是很清楚的。史雷校长就是在那时积累了丰富的演戏、导戏的经验。到了50年代，他又专门学习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真正成为了戏曲导演的专家。

史雷校长主演《十二把镰刀》剧照

史雷校长的参与排演对这个戏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突出民族性、地域性，更加生活化、通俗化。从人物对话的语言词句到舞台表演都极为真实，贴近生活。著名诗人贺敬之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关于史雷校长在延安时期排《夫妻识字》时的一个细节。在排戏中，史校长要求增加两段唱词，就是后来的“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的清。识字牌牌好比灯一盏，牌牌上的字啊我记心间”，这样的唱词更符合人物心理，所以每当演员唱出这两句唱词的时候，台下的观众都能产生共鸣，甚至与演员一起唱起来。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引起巨大轰动，产生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就是因为它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诞生的新型革命戏剧团体，就是因为有大批像史雷校长这样的艺术家积极落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正如民众剧团团歌唱的那样：“你们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间来。你们又到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所以剧团成立后就经常深入群众，宣传革命理论。1939年2月，史校长跟随柯仲平、马健翎带领的民众剧团离开延安，深入陕北边远村镇去巡回演出。前后历时四个月，行程1200公里，被誉为“小长征”。他们一路上为当地军民演出新编戏曲，引起强烈反响。陕北老乡用信天游赞颂剧团演员：“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咱们的民众剧团过来了”“黄米馍馍就酸菜，我把你剧团没错待”。毛泽东当时称赞这些戏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柯仲平同志因为剧团经费问题找到毛泽东诉苦，毛泽东主席听闻后主动拿出自己的稿费300大洋，支持民众剧团的发展。并对以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为代表的秦腔工作者给予了高度评价：“秦腔，对革命是有功的。”

仁国保、史雷（中）与民众剧团副团长刘克礼

1949年9月，民众剧团一部分以边区民众剧团的名义南迁至西安，后更名为西北民众剧团（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前身）。史雷校长跟随剧团南迁大军一路南下到了西安，加入了西北戏曲研究院，开始了他人生新的戏曲表演创作生涯。在研究院开始长期从事戏曲表导演工作，对宣传推广、传承创新、变革发展秦腔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到了1979年，陕西省重建戏曲学校，当时已经在戏曲表导演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史雷先生担任首任校长，同样从延安民众剧团走出来的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马蓝鱼担任学校副校长。同时，一大批当年在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从事秦腔艺术工作的演员，在史雷校长和马蓝鱼副校长的号召下，从省内各剧团纷纷加入到戏曲学校这个集体中。很快，学校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潮。

学校成立后，从学生招生到在校培养，从学校教育到剧团成长，史校长都能够深入思考，为学生的出路着想，为秦腔的未来谋划。为陕西乃至西北五省区培养了大量的优秀地方戏曲人才，包括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在内的大批秦腔名家如今仍活跃在秦腔舞台上。在其退休后多年，仍对学校的发展牵肠挂肚，念兹在兹。

史校长始终牢记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办团宗旨，带领广大教职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办学理念，长期致力于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亲历亲为，殚精竭虑，为这所戏曲学校注入了鲜明的红色血脉，传承了厚重的红色文化，使学校永远保持坚定的信仰和远大的理想。

这两位老校长的两段历史对于陕西艺术职业学院来说弥足珍贵，他们是学校发展史上的最美奋斗者，是名副其实的“大先生”。他们在最艰难的岁月、最艰苦的环境中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听党话、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不论是尚小云、尚长荣父子的“西迁”，还是史雷校长、马蓝鱼副校长的“南下”，都为学校打上了深深的红色烙印，这是我们这所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底色，有了这样的底色，我们必将能在新时代更加自信自强、再创辉煌，引领广大师生继续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为传承民族文化、培养艺术人才作出我们这一代人新的贡献。